南宫28ng成立第二年就做出百万畅销书这个社科出版品牌的20年2002年的王府井金鱼胡同、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子，是世纪文景在出版业迈出第一步的起点。那一年，200万元是它的启动资金，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是编辑团队主力，学术著作占据其图书产品的半壁江山......

　　据文景创始人施宏俊回忆，“当时的文景团队在理想的驱使下，一股脑儿地学习、吸收所有跟出版相关的知识，乐此不疲。”也正是在这股劲头的驱使下，他们先后做出了风靡全国的现象级畅销书，如《追风筝的人》《达·芬奇密码》等。创立一年后，就有了销售30万的畅销书；两年后，又有100万量级的书面世。

　　如今，20年如弹指一挥间，世纪文景在今年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。这个仍然年轻的团队始终深耕在文学、人文、社科3条产品线，不断推出“双效俱佳”的优质好书，还屡屡“押中”诺贝尔文学奖（简称“诺奖”）得主佳作，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、奥地利作家彼得﹒汉德克的《骂观众》、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的《月光的合金》等。

　　“2022年的出版工作不好做”是今年业内的普遍感受，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营销宣传，不外如是。这一方面源自疫情常态化的影响，一方面则与读者消费习惯的日新月异、以及流量的日趋分散有关。

　　姚映然也有相同感受——物流不畅，图书市场不活跃，读者对图书的消费热情偏低，现象级畅销书几乎绝迹。

　　身处这种市场环境，世纪文景2022年的图书销售较上一年仍有所增长，图书出版数量也保持了稳定。其中，不乏频频登上畅销榜的熟面孔——社科书《置身事内》到9月底，已有超过50万册的销量，一直在各大电商经济类图书畅销榜的榜首；人文书《中国艺术史》《中国绘画：远古至唐》6月出版，同样是当当艺术畅销榜Top30的常客；社科产品《向心城市》《认识你自己：近代哲学四百年》都有不俗的市场表现。文学书《莫须有》《时间熊，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》等在出版后，瞬间席卷各大平台的推书榜单，备受读者好评，豆瓣读书评分均在8.0以上。文学、人文、社科3条产品线均可谓各自开花，“双效”甚佳。

　　这与文景一贯的出版品类和风格有关。他们从不刻意追求热点和爆款，极力避免被市场风向牵着走，选题更注重内容品质，并根据市场情况做好提前量，因时而动。如此一来，文景图书的销售稳定性自然就更强，有效减小了外界影响。“所以我们有很多常销品种，每年都在加印，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基本盘。”姚映然说。

　　在图书稳步产出的同时，近两年，文景也在尝试拓展新的业务板块。在图书出版方面，团队进一步拓宽图书品类，开始试水童书。今年推出的《中国节：我们的传统节日故事》《我的家在紫禁城》单点突破，不断加印，为童书线的开拓积累了新的经验。此外，文景这些年还在文创、展览、媒体融合等各个领域进行开拓，将文化内容和创意服务作为自己的主业创新领域。

　　随着业务版块的增加，团队规模也逐步扩大。相比2017年前后的40人，今年其人员已扩充至50多位，吸纳的新鲜血液多为“90后”与“00后”，目前在职的最年轻的编辑只有23岁。这些年，文景成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5岁。年轻新鲜血液的加入，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创新属性与活力。

　　创新、冲劲、自驱力、不断学习......这些品质，是加入文景、成为文景人的必备素质，哪怕是在文景成立之初，也是如此。它们深深扎根在文景的基因深处，成为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

　　2003年，拿到社会学硕士学位的姚映然离开校园，来到文景，做了一名编辑，那年她年仅25岁。世界在此时刚刚步入千禧年，出版业对外交流合作日益频繁，市场化出版的时代到来了，整个行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　　与很多编辑一样，姚映然是“书迷”。“书对我来说，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。”她说。所以放弃在学术领域继续深造后，出版业与做书成了她的首选，“出版跟我的专业、所在的圈子其实是融为一体的。”

　　施宏俊曾这样回忆他创立文景的原因：“我们想要寻找不一样的人、不一样的书，努力找到不一样的选择与做法。”为探寻做书的更多可能性，自诞生之日起，文景便大胆启用编辑新人，将诸多大型图书选题项目交到新人手中。

　　也因此，入职没多久，姚映然就参与了“世纪人文系列丛书”的编辑工作。当时，文景已开始启用项目制管理模式，大到选题策划、图书设计、后期营销，小到作者联络、编辑文本，几乎所有出版环节，姚映然都跟了个遍，编辑能力得到了极大锻炼。“自己做书的很多想法和思考，都尽可能得到了实现。”她因而备受鼓舞。

　　2007年，基于文景对学术社科领域的布局，姚映然想为去世近20年的著名哲学家贺麟做一套全集。通过学生时代的导师杨善华，她先后联系上了贺麟的学生与夫人—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祥龙，以及研究数学出身的黄人道。

　　“那时黄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贺麟先生的字只有她认得，她就把手稿里所有改动、小批注都帮我们标清楚。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”明明是十多年前的事，姚映然如今回想起来，却依然历历在目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位于干面胡同的老宿舍楼里，年近90的黄人道拿出一份份手稿，并招待他们吃点心的场景。

　　2008年，《贺麟全集》第一卷《小逻辑》出版。之后，《贺麟全集》16卷先后上市，每一卷都出自黄人道及其家人的细致整理，更有张祥龙多次指点书中的选目与排序，还为全集撰写出版说明。也正因此，姚映然感到了手中书稿的分量极重，“人家把东西交到我手上，就得做好它。”

　　这次经历，让她产生了一种“编辑观”，即严谨、认真，以及服务作者。在她升任文景总经理后，这份态度同样传递到每一位文景人身上。

　　姚映然认为，出版是内容产业的同时，也是一种服务行业。“服务文化，服务作者，也服务读者，这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。”所以说到底，在她眼中，出版表面上是在做图书产品，但本质上“还是做人，或者说是做人心。”因此，能够与读者、作者产生共情的编辑，必定能做出一本好书。

　　帕慕克、波拉尼奥、汉德克、伯恩哈德、华莱士、玛丽莲·罗宾逊、怀特黑德、艾拉......20年里，文景编辑们“押中”的大作者不胜枚举。

　　“经常有人问我们怎么发掘到这些作者的。”对此，姚映然拿播种来形容编辑这份工作——就像看一颗种子，它在冲出土壤前，谁也不知道哪颗能发芽，埋在土里看着都一样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多撒播“好种子”，把看起来有潜力的种下去，精心呵护。

　　姚映然做的第一本诺奖得主的书，就是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。“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，觉得特别精彩，就报了选题。”和她做其他书时一样。所以在她看来，等待种子发芽的过程里，既有偶然性，也充满风险。

　　文景“中奖”几率高的另一重原因，可能也与其出版特色有关。二十年如一日，文景不断深挖着图书选题和作者线，极少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“为大众阅读构建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新常识”为出版理念的“中国之治”产品线中，陆铭的《大国大城》《向心城市》、张军的《改变中国》等都是有益尝试。

　　这其实对编辑挑选作者和选题的眼光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文景的副总编辑何晓涛主管图书的选题和内容，为淬炼每一位编辑的“眼光”，他对文景所有选题都提出了极高要求，不上不下的选题坚决不做。

　　在文景，用团队力量，通过项目管理制，打破各部门间的限制，全员通力合作是做书的基本方法。在选题论证阶段，不同部门成员从营销、渠道、编辑、新媒体等多个角度探讨作者与选题的价值、出版理由以及具体实施方法等。以充分的前期工作，为一本图书，甚至其后续可能出版的系列产品保驾护航，保证出的每本书至少拥有中期及以上的生命力。

　　此外，文景对图书选题自有一套出版标准。首先，出版作品应有一定的历史感，这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；其次，作品应有一定的社会性，能在当代中国社会找到对应物，更易引起读者共鸣；最后，不论是文学、人文还是社科类作品，都应具有丰厚的情绪感染力——这份感染力既可以来自文本情节，也可以来自作品透出的作者对某一问题或观点的执着与热情。“只有这样的作品，才能打动人。”姚映然说。

　　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来临，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开始无法脱离“线上”二字。自媒体的兴盛，也让出版机构不再是唯一的内容生产者。在新技术、新渠道南宫28ng、新模式不断诞生的当下，文景的应对态度是：接续传统，也要有创新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姚映然依然坚信“内容为王”，但如何让更多读者发现、了解、购买“好内容”，触达更多不同层次、圈层的读者，仍是一道难题。

　　在流量日益分散、平台数量不断扩大的当下，受众细分种类也越来越多。“‘大众’的概念开始形同一个伪命题。”她说，“过去，我们会用年龄、地域来划分一本书的目标读者，现在这么做就太宽泛了，我们能寻找的是大量的以兴趣为区分度的圈层。”

　　以文景今年新出的艺术类图书《中国艺术史》为例。选题初期，团队就将该书的核心目标读者定为艺术史和艺术文化爱好者，装帧设计风格与后续推广也均是围绕此类人群展开。例如以具象的中国古代工笔画为封面主图，设计风格现代简洁又不失古典韵味；营销推广的中心首先放在大众艺术类的微信公众号上作为垂类展开；又与小红书、B站、微博等艺术类博主建立合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姚映然提到，To c业务的开拓同样有助于出版机构触达读者。文景为此搭建了自营平台，如微信、天猫旗舰店，再到如今的抖音小店、小红书店铺等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新媒体运营部，把图书的营销和运营结合起来。

　　“我们也根据不同的领域做了自己的读者群，在群里，编辑与读者可以时常保持交流，并定期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图书信息，以及优惠或特殊的产品。”姚映然说。

　　考虑到在疫情常态化的影响下，人们外出旅行日益受阻，文景便于今年5月世界博物馆日，请来诺奖得主帕慕克进行抖音直播，带读者畅游其纯真博物馆，在分享博物馆背后故事的同时，重新唤起大家对同名小说《纯线个小时的直播下来，有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。

　　此外，时值文景成立20周年，团队围绕社科新知、文艺新潮两条主要产品线，开展系列线上直播活动。以“去溯时 去现场：历史的凝视与书写”为例，该活动联合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，汇聚王笛、王明珂、巫鸿等十多位国内优秀的专业学者，举办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历史圆桌主题对谈南宫28ng，平均观看量超60万。

　　而公司A+类重点品《时间熊，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》，在下印前即与策划人就营销计划反复磨合。在“4.23世界读书日”参与抖音直播活动，充分预热。新品上市后，又联合国家动物博物馆做了一场形式新颖的沉浸式直播。此外，社交媒体如小红书App、自媒体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微信公众号等，均围绕该书做出一系列营销举措。目前，文景团队仍在继续跟进《时间熊，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》的更多合作项目。

　　“趣味”，是文景编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寻找的东西——于趣味中挑战自己、突破自己，进而再找到更新的出版“玩儿法”。

　　5年前，文景15周年时，姚映然回看15年的出版历程，将其总结为“成长与学习”；到了今年，文景20周年，她开始往前看，说更期待文景能在未来兼具“创新，敏行”。

　　“我们没有选择用商业推动社会发展，我们选择了文化，这是最容易改变人心的东西。”从入行之初，姚映然就有一个理想，她希望文景出版的图书能让人感到幸福，通过出版南宫28ng，改变一个人，甚至改变整个城市的样貌。

　　“从国际和国内大环境看，我们进入一个多重转型并存的变动性时代。我们选择坚守，用品质打动读者，用不变应万变。不管5年还是10年，出一些真正留得住、传得下去的精品，以后读者拿起这些书，还能想起它们对自己产生过的影响，我觉得编辑的使命就达成了。”

　　文学图书：我觉得文学类产品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目前市场表现比较一般，相信随着大众阅读水平的提高，会有更多人对文学作品更有鉴赏力。其实每一代都有很优秀的写作者，随着阅读人群逐步扩大，我们期待能出现更多优秀的作者队伍。

　　人文图书：以前，我感觉国内人文类图书的说教性质更强，有点像教科书或学术产品。这些年种类更丰富了，以漫画、插画等形式的人文图书市场表现都很好，这类人文图书的市场潜力很大，毕竟知识创新和发展是不断向前的。

　　社科图书：总体比较稳定，创新性还需要加强，未来有突破性、创新性的社科产品会更容易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。以往销量良好的社科产品多是引进的，未来诞生自本土的、能给大家带来启发的社科产品，市场表现会更好。

　　想把出版做好，我认为还是要多读、多看、多听，这也是为了锻炼出敏锐的观察力，有把一个理念或想法变成产品的能力。为了把图书推向更多人，也需要出版人有一定的社交属性，而不是像以前只要看看稿。更重要的，还要有定力。